关于季羡林“大国学”思想的界定

                           胡志平

新华社就继承已故老师季羡林“大国学”思想连篇报道权威观点，应予关注。权威们一致看法是：国学，应包括国土之内所有人民数千年历史已经保留的和可能失传的以及尚待发掘的全部学问。笔者认为，从知识点涉及面来看，报道所表述的观点或符合季羡林“大国学”思想本意。但，如果“大国学”思想仅仅是知识点涉及面的界定，那么，不光是汉学、佛学、诸子百家和各民族文化属于国学，历史遗留的糟粕也在崛起之列。国学精神何在？

 “大国学”思想不应只有知识点面的界定，还应有国学高度的界定。含义是：国学应所包含的中华思想精华与思想糟粕的关系，国学应所包含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关系，国学应所包含的同根与多样的关系，国学应所包含的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国学应所包含的民族性与全球化的关系，国学应所包含的最早渊源与时代特点的关系。如此是为“大国学”。若采用单一知识点面界定法，国学则将不可避免分化为汉学、佛学、藏学、回学、诸子百家等四分五裂的学说。

以上界定可分别简述为：国学的精与粗、主与次、同与异、守与进、中与西、根与末的关系。是为“大国学”创立之基。

                          2009年8月15日

正确解释“野象谷的故事”

                              胡志平

2009年6月23日，CCTV10频道播出一则专题片，题为“野象谷的故事”。画面真实记录了西双版纳原始森林中母象产仔后的一段“故事”。

这只母象临盆过程不幸发生在穿行森林防火隔离道上，小象产后落地即已死亡，而此时，恰逢大批森林游客乘车途经此地，于是，奇迹发生了。再也无法站立起来的小象躺在道路一侧，母象守护在路上嚎叫（解说词理解为“母爱的悲恸”）。游客前路受阻，围聚远观，不敢接近，焦急等待着大象给人让路。而电视画面上的这只母象，此刻似乎充分展示出了它类似于人类母爱的高尚意识和情感。一会用长鼻卷着小象鼻子向上拉动，一会用脚底轻轻踹死去的小象，更频繁的表现，是扬起鼻子发出声震林海的吼声。最令人感觉它拥有与人类相同思维和情感的，则是长达数小时守候死去的孩子，不弃不离。直到游客全部撤退，直到夜幕下看不到包括摄像机在内的任何动静，母象才终于弃子而去。

电视解说词用拟人手法描述了实拍场景，多数受众会相信大象有与人脑相同的情感和意识。但是，电视解说词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智慧论》阐述的逻辑方法：只有正确解释人与大象的对应条件，才是判断上述“奇迹”发生的原因。从根本上说，“野象谷的故事”不是一场有意识、有人情味的“母爱”故事，而是一场大象与人类的严酷对峙。

高级动物一般有三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一是觅食与捕食的本能，二是性欲与繁殖的本能，三是护仔与育仔的本能。为幼仔可能受到侵扰发出怒吼，为护卫幼仔而与游人展开对峙，为人群不离而对幼仔不弃不离，这都是大象本能。多数动物种群对异类种群有天然恐惧感，可惜，当时身处现场的围观人群包括电视记者，没有一人感觉到，是人侵扰了大象，也没有一人建议游客为了不侵扰野象而隐蔽或撤离，人们只善于用自我的、人性化的主体意识和思维判断客体。

在这里，何不深入思考：为什么人走人静后，母象会自然离去？是它冷静之后有了“节哀顺便”的想法么？不是，是侵扰和恐惧已经离散。大象没有自觉的概念思维，它用视觉产生条件反射，眼前有威胁即对峙，没有就离开。它也不会运用自觉逻辑判断：“万一咱离开后，包括人在内的食肉动物再来咋办？”笔者并不反对影视专题用拟人手法讲述动物以陶冶情操，但拟人手法毕竟不是科学。

客观认识自然，需要佛家僧人的一个“禅”字，不带任何主体杂念，把主体与客体都置于客观状态下。自然的就是科学的。当然，人的思维最难以做到的恰恰是“禅”。

杂念难尽，思维也就难以达到至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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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经济调控重要提示（2009年6月11日）

我们总在强调各地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创新，转变增长方式不仅很艰难，而且会成为一句难以落实的空话。我向发改委提出一项建议：从明年起，国土资源的出卖、流转所发生的资金额不再计入GDP增长指标，或者，不包含三通和平整土地各项投入的地价，不论发生多少均要从GDP指标中剔出并单列，明确地与各省各市GDP增量指标分开。

各地发展经济需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但据大量资料分析，各省各市各县针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买卖增长，只对GDP增量和当年地方财政有一次性好处，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并无实质贡献，相反，对经济长远发展负面影响巨大。目前，我国发展经济主要是以GDP为纲，这也并未完全有错。而如果把各地当年发生的所有开发项目中的地价予以剔出，可以使各地GDP增量指标朝着健康方向发展。请发改委试一试，我相信这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机制创新。

制度和机制创新有许多创新方法和思路，净化GDP指标属于其中一种。操作性较好。当然，作为国家GDP统计仍然可以合并。

                              胡志平，2009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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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经济调控重要提示（2009年6月11日）

                                                        胡志平

我们总在强调各地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创新，转变增长方式不仅很艰难，而且会成为一句难以落实的空话。我向发改委提出一项建议：从明年起，国土资源的出卖、流转所发生的资金额不再计入GDP增长指标，或者，不包含三通和平整土地各项投入的地价，不论发生多少均要从GDP指标中剔出并单列，明确地与各省各市GDP增量指标分开。

各地发展经济需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但据大量资料分析，各省各市各县针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买卖增长，只对GDP增量和当年地方财政有一次性好处，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并无实质贡献，相反，对经济长远发展负面影响巨大。目前，我国发展经济主要是以GDP为纲，这也并未完全有错。而如果把各地当年发生的所有开发项目中的地价予以剔出，可以使各地GDP增量指标朝着健康方向发展。请发改委试一试，我相信这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机制创新。

制度和机制创新有许多创新方法和思路，净化GDP指标属于其中一种。操作性较好。当然，作为国家GDP统计仍然可以合并。

                              胡志平，2009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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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经济调控重要提示（2009年6月11日）

                                                        胡志平

我们总在强调各地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创新，转变增长方式不仅很艰难，而且会成为一句难以落实的空话。我向发改委提出一项建议：从明年起，国土资源的出卖、流转所发生的资金额不再计入GDP增长指标，或者，不包含三通和平整土地各项投入的地价，不论发生多少均要从GDP指标中剔出并单列，明确地与各省各市GDP增量指标分开。

各地发展经济需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但据大量资料分析，各省各市各县针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买卖增长，只对GDP增量和当年地方财政有一次性好处，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并无实质贡献，相反，对经济长远发展负面影响巨大。目前，我国发展经济主要是以GDP为纲，这也并未完全有错。而如果把各地当年发生的所有开发项目中的地价予以剔出，可以使各地GDP增量指标朝着健康方向发展。请发改委试一试，我相信这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机制创新。

制度和机制创新有许多创新方法和思路，净化GDP指标属于其中一种。操作性较好。当然，作为国家GDP统计仍然可以合并。

                              胡志平，2009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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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学界原谅！请权威宽恕！

  《智慧论》代序言

                                          胡志平

关于“智慧”的定义与《智慧论》校对

胡志平

《智慧论》给予“智慧”的定义在书中最后章节中的一段话，原句全引为：“智慧，不是知识点，也不是知识点的简单相加。智慧，是代表人脑尖端机能的三种逻辑思维的自发运用和自觉运用（能力）。”

目前，学界多数对此仍有争议。主要争议原因，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思维方式对人脑有着巨大影响力所致。知识界多数不肯放弃“知，就是智慧”的观点，不肯放弃“前人的伟大思想也是智慧”的观点。

这样，作者因为不能放弃书中已经深思而确认的正确定义，只好在本书扉页加一段重要内容提示，全引句段如下：

智慧，不是知识点，也不是知识点的简单相加。智慧，是代表人脑尖端机能的三种思维方法的自发运用和自觉运用。

思维，已经包含了概念判断。逻辑思维的物质形态表现，是人脑生化微粒子拥有发达路径的运动表现，是脑神经介质定向激活概念反应，又实现概念之间有效链接和重组的表现。熟记知识点，唤醒知识点，是人脑最简单的思维。在此基础上实现多种思维方法的相互链接和概念之间的灵敏响应，是人脑迈向创新智慧巅峰的进化方向。

哲理，之所以也常被人们称为“智慧”，是因为源远流长的人类文明史传下来的所有哲理名句，均包含了启迪思维方法的深邃逻辑。正如“实事求是”，表面是哲学概念，内涵则蕴藏着辩证逻辑的伟大智慧。正如孙子兵法，中庸之道，孔子精语，老子粹言……当它们被赋予概念形式定则时，人人都感到意犹未尽。原来，哲理的厚重和珍贵，在于思维的精妙和逻辑的深刻。当你已经理解到哲理也是智慧时，那就请你通过本书再向前走一步：把哲理都变成21世纪的新科学和新技术！

                                    ――作者

请知识界不要再犹豫作者给“智慧”的定义了。任何事总得有人一锤定音，关于智慧的定义，就让我一锤定音吧。我十分尊重我的学界前辈和文凭比我更高的“学识尊长”。但是，面对“人类智慧”这种涵盖极为广泛的“综合现象”，要使其成为一种科学概念，仅仅依靠学术地位、学历文凭是不够的，它需要人脑尖端机能的发达链接路径和灵敏的响应条件通过数年综合思考才能完成。目前，我们有针对“飞人”刘翔百米一跨栏打破世界纪录的精确衡量标准，有针对应试高考、应试学位录取分数线的明确衡量标准，却没有衡量人脑拥有概念之间发达链接路径的“奥林匹克标准”。所以，在这一领域为国家所做的一切是不能成为“世界冠军”的，也是不能考虑有没有社会回报才选择做与不做的。苦就苦自己。针对一种物质运动现象，从其复杂表象中提炼出很精准的“定义”，使驾驭这种“复杂现象”距离达到科学技术可操作手段的转变，也就近在咫尺了。这就是你能从这本书中可以体会到的乐趣。

2月20日，《智慧论》才完成第一次通校。此前，年年希望通校一次，刚一阅读几页就有新的思考要补充，年复一年的完善概念体系，好像无法终止。所以很遗憾，没有作者通校过的书稿则早已在流传。自2004年1月起多次仓促挂在网上，也只是考虑流传而不能出版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希望不论别人手里属于第几次“增强版”，都能以作者完成第一次通校的“这一版”为基准。

我怀念改革开放初期一段好时光（1978年-1987年）。那时，报纸、刊物、出版社不收出版费，主要以稿件质量公平竞争。如今，有没有发表和出版价值的东西，都得先用权力和版面费开道，即使出了成果，脸上也不泛起红色的自豪感。在凭质量竞争的那几年，从没担心过发表问题，文中有差错也不允许任何人改动，总是“小样”、“大样”印出之后，一次完成通校，效果极好，差错极少。已经养成了的“看大样”、“看小样”的习惯，如今则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了，“小样”、“大样”还未见踪影，麻雀就叽叽喳喳直叫：“那鸟，连简单差错都看不出来，比我飞的还低。”

其实，当今时代人们重点关注的，正是那些简单的细节和标签。荀子的大鹏飞的太高了，大家都看不见，那是白飞！所以，笔者下决心要跟上时代潮流：你早就没有“大样”、“小样”的社会资源了，你不可再摆社会“主人”的架子。老老实实把“非大样”和“非小样”看好！

                            2009年2月21日。

 读《智慧论》评“奶粉事件”后的唯理性人

                                 胡志平

三鹿奶粉事件爆发后，看到网上有许多议论，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议论，是指责国家法律制度的疏漏，尤其是指责：政府针对儿童配方奶粉没有明确制定禁止添加“三聚氰胺”的有关标准和规定。这种唯理性思维方法颇具代表性，也颇能够激起这个仍处在“初级理性时代”的国家中众多公民的共鸣，于是，成千上万的人把“三鹿事件”的主要责任方指向了国家，指向了政府，指向了不够完善的法律和制度。

唯独没有人检讨我们这个国家仍处在“初级理性时代”。我们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教育方式和思维方式如果是对“理性”（法律、制度）采取了过分依赖的概念定势，如果我们只认为企业家所追求的“利润最大化”只存在“原罪”不存在“现罪”，应承担罪责的只有法律和制度的不完善，那么，这种初级理性，将使全社会陷入没有彼岸的“理性沼泽地”，整个国家将像西方过去一样在泥泞中艰难跋涉100年，我民族复兴将永远没有希望。

有下面的逻辑判断请大家分析：

“三聚氰胺”可否作为儿童奶粉的添加物？这确实没有国家标准明确禁止过（所以企业普遍敢为）。但是，企业家们是否都知道“三聚氰胺”是化学品？是否都知道它不同于对人体有益的蛋白质？应该都知道。

都知道，为什么还要添加？因为：添加了可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因为：中国特区改革成功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凡是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都是可以去做的”。这就是利己理性人思维方法的经典。

按照上述利己理性人的经典思维方法，请网友们接续一个大前提设定：法律和制度永远是有漏洞的。而且，笔者判断任何国家的法律也不会细化到一定要明确规定：“狗屎不能作为国民食品添加物”。可是，按上述理性思维，那些缺德的企业一定要在食品加工中添加狗屎，它也照样不违法，至多是犯了不能追究刑责的“原罪”。我们接下来判断：今天，你把禁止添加“三聚氰胺”写入食品标准并立下惩治条款，下一回它，他又把“敌敌畏”加到酒的配方中去，事发后，仍可责怪你法律没有铭文禁止。再接下来，又把正在狗屎上蠕动的腐蛆，添进香喷喷的肉包子里出售，你照样会发现国家的标准、法规还是有漏洞。……利己的理性思维，是一种没有彼岸的“理性沼泽地”。谁一旦误入，即使能说会道也难保掉进理性的“逻辑陷阱”。国家一旦整体陷入这种唯理性泥潭，人民必将苦海无边，民族将永无前途！

《智慧论》反对唯理性，强调人性真实的两种状态，强调人与人的情感和关爱是引导人类走向高级理性的前提和基础。

我们并不难发现，那些主张唯理性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没有激情、没有感动、没有大关爱、没有大情感，只有利润、利己和冷酷的金钱欲望，他们个个都是可以随时抛弃同类的“无毒不丈夫”。

以德治国！以法治国！要研究一下，那些一面给无数婴儿下毒，一面仍在观念上坚持“钻法律漏洞就是推动理性社会进步”的人，其现罪何以量刑？

读《智慧论》评范美忠

                                                胡志平

静下心来读《智慧论》可以看到这部原创性价值很高的著作，它把人类的非理性两种表现（低级本能和高级本能）以及人类进化到今天的两种理性表现（初级理性和高级理性）用不同章节描述的清清楚楚。

人的高级本能，是针对人的综合知觉积累经过家庭、学校、社会等传统的文化形象熏陶和感染，而形成、而沉淀的有自发行为动向的人的本能表现。这种有特定的人脑记忆内涵的高级本能，它常常在危急时刻、关键时刻不经过自觉的概念逻辑（理性）思维，即能表现出令人感动的非理性的行为特征。

下面摘录的是《智慧论》原文：

人们还记得上个世纪“中国８０年代青年”开始摆脱“非理性”英雄崇拜，并启动“理性觉醒”的一桩标志性新闻事件――“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舍身抢救掏粪老人而牺牲是否值得”的大讨论。著名作家梁晓声如今回想这场讨论直言批评：“那场讨论是可耻的。”笔者认为，那场讨论把人性的一半不恰当地置于另一半的绝对“管理”之下，至少是不符合人脑微观介质运动科学定律的。

人在紧张时刻的综合知觉响应条件只能包含模糊概念。张华看见一位老人在垂死挣扎，综合知觉不可能去分辨那老人是省长还是掏粪工。英雄只要发现那是一个“生命映象”，发现是“人”，他就有激情响应条件，就不需要任何别的理由，也要奋不顾身。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还经得起冷静的“理性”思维运动的反反复复地来回掂量吗？据《读者》２００３年１６期载：事隔１６年之后的１９９８年，有记者感动于《拯救大兵瑞恩》的电影故事，便来到一所大学的硕士研究院重提旧事，一硕士生小声回答：“从宣传出发张华该救老人，从理性出发不该救。”但是接着也有“理性”水平很高的大学生认为该救。他的“理性”思维结果是通过“科学的概率”计算出来的：“如果有人落水你不救，他会死，损失设定为‘１’。如果你救，两人都活的概率为６０％，两人一死一活的概率是２０％，两人都死的概率也是２０％。这样‘理性’地选择较大的概率，应该去救。”

人们在事后讨论张华舍身救老人的问题时，常常忘记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的“理性”水平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表现出来？才应该表现出来？现在，我们才明白梁晓声的“可耻论”的缘由。原来，在绝不应该有那么多“理性”的时候，却用“理性”水平来贬斥英雄张华的综合知觉的本色响应和本能响应；在应该充分体现“人”的感情和激情的时候，却用“理性”来充当衡量人性的唯一标准。似乎遇到那种关键时刻，谁都比张华聪明。至于因一个人的价值大于掏粪工而不值得牺牲的“理性”观点，就更不值一提了。因为不论任何人――哪怕是省长面对掏粪工，其生存的权利都是同等的，紧急时刻把“生”的希望让给他人，这只能是英雄们才能具备的那种本色和本能的高尚。

而人的低级本能指什么？与高级本能不同，它是回归人类最原始状态的本能表现。它没有特定文化传统的综合知觉响应方向，有类似于所有动物在危急时刻、饥饿时刻本能的行为响应状态。比如，范美忠在地震来临时扔下学生自顾逃命的表现，即是一种人类低级本能的充分诠释。

下面摘录的又是《智慧论》原文：

当人类有了那么多“概念系统积累”把我们提升为“理性人”之后，绝不要忘了你的概念积累掩盖不了童年时期就已经完成的以“主映象”记忆为核心的综合知觉响应条件。你没有感动过、积累过人性的善良映象和英雄的情感映象，那么，你即使有正确的理性，也只能惟一依靠复杂的概念系统经过复杂的逻辑运算，然后才能产生。而作为正确的、善良的、优秀的人格表现，你正好缺少了一半――没有激情、没有感动、没有热血、没有壮举――这正是当今智能技术所体现的只有理性概念和逻辑运算能力的“机器人品格”。

范美忠的虚伪还表现在：自己在危急时刻明明是一种人的低级本能表现――一种自己无法抗拒的本能表现，但却在转危为安后用“理性选择”来掩盖自己低级本能（非理性行为）已经显露的愚蠢。

所以，范美忠的行为用在纯理性层面来讨论是一场骗局。第一，会导致全社会误入“理性沼泽地”，谁也说不清其中是与非。第二，偏离了人性真相，把不能判断是非、也可以针对普通人而原谅的人的低级本能，全部理解为道德层面和法律层面的“理性选择”问题，又进一步掩盖了范美忠自己还有机会修正自己愚蠢却拿不出勇气来修正的懦弱。在学校操场上与校长交谈或清醒之后，本来可以呼唤自己的学生――甚至连这都没有做到。

范美忠是一个面对自己的愚蠢而没有勇气承认和修正的懦弱者。他没有人的高级本能所寓含的英雄本色，他所宣扬的“理性选择”是用来掩盖自己懦弱的虚伪的理性主义。

如果范美忠真是个英雄，我建议他回学校，从头开始！

                             胡志平，2008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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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话点评原教育部发言人

胡志平

第一句：原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有句名言：“理性就是科学，理性就是实际，理性就是实事求是。”三个判断的中间一个是错误的。因为实际中不仅包括理性还有非理性。权威人士的头脑自觉逻辑思维多一些，但自觉逻辑不能替代人类的自发逻辑。范美忠一个小人物。在危机时刻无法抗拒地表现出了自顾逃命的人类低级本能（非理性状态）。而在转危为安后却有条件启动人类高级智慧，把自己的低级本能解释为一种神圣的“理性选择”，从而挑起全社会一场偏离人性真相而以纯粹理性为命题的伦理与法律的讨论。这种理性的虚伪致无数人上当受骗。它反映出诱导这场讨论的可耻，也反映出人类理性天生拥有虚伪和逻辑陷阱功能。理性，如果加上“主义”则意味着全社会的智力倒退！王旭明能一眼看透这种理性的虚伪吗？没有，反而误入“理性沼泽地”。望王旭明平淡看待失败。

第二句：无视人类非理性状态的永恒性和客观性，就难以使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真正做到理性地判断和处理一切事务。由此又使王旭明自己的第三个判断成为伪判断，第一个判断出现主观的不严谨。未知教育部作为权威机构，像王旭明这样的头脑还有多少？真诚希望：国家教育部人人能够读一读胡志平撰写的《智慧论》。这是一部读到博士学历也难一遇的书。

第三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机器人品格是唯理性的，纯概念逻辑思维，不掺杂任何非理性因素。美国好莱坞大片早就看到了人类自己制造的“理性至上”头脑，将会反过来毁灭制造它的人类社会。范美忠，即属于中国教育界多年来坚持“理性至上”所成就的育人成果。今天，他正在挑战制造他的国家教育部。教育部用与他同样的“理性”能战胜范美忠吗？不能。该总结我们的教育了！

                              2008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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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重要提示：

信息公开要有序推进。前苏联最亮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起步于政府信息公开，但那是一场无丝毫改革经验且被西方舆论引导、失去自主创新力的信息公开。结果在无序的公开过程中，舆论失去控制，人心失去控制，政府公信力更加丧失，苏联共产党彻底失去人心，国家从精神分裂全面走向制度休克。终于，全国解体。结果是走了10多年弯路才明白过来：政治体制改革要走自己的创新之路。

                            胡志平，2008年7月5日。

信息公开要有序推进。首先需要公开的是与民生直接相关的信息，比如，汶川大地震和赈灾过程的信息公开是成功的，然后是与历史性的腐败问题、体制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渊源不深的政府工作问题可以先行公开化。除此以外的负面信息一定要坚持逐步公开。现在的情况是：极左、极右势力都在利用信息公开，唯恐天下不乱、民心不乱的人，大有人在。

                             胡志平，2008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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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鲁大学的实验：左脑习惯？右脑习惯？

规范高管薪酬的一个关键理论问题

                       胡志平

金融界高管薪酬出现“天价”，多数舆论觉得不合理，可是国家有关决策层和管理层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和科学的办法加以规范。不满的议论越来越多，“天价”的不合理性却照样存在。

笔者在读完《决策层正在研究金融业天价薪酬“解决方案”》的报道后，也跟着一起思考这道难题。认为，还是“关键的理论问题”没有被提出。好的理论决定好的制度创新思路，好的思路又决定好的技术性解决方案。可以说，金融界高管薪酬所以会出现不合理的“天价”，主要是过去学界提供的劳动价值理论不成熟，或者说，是照搬西方市场经验和理论教条的结果。

在这里，可以把应该创新的理论问题与思路先提出来，供大家参考（我在“价值中国”谈到过，可能没给大家谈清楚）。

主张金融界高管薪酬“不要封顶”即坚持目前“天价”的，有两个理由：一是美国CEO薪酬可达到8000万美元，相比之下，中国的3000万RMB不高啊！二是高管薪酬设置终究要迈向市场化，如果人为封顶，显然不符合改革方向，不利于产生激励作用。我认为，激励一定是要的，但不科学的激励不仅起不到真实的激励作用，而且给全社会带来太大的负面效应。

高管薪酬设置市场化的含义，实际上就是CEO的劳动价值市场化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于学界比照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CEO薪酬设置和激励方法，似乎感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已经过时，经过“大胆解放思想”，便抛弃了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了“价值效用理论”，即对企业管理者的劳动价值，主要是用“市场效用”标准加以衡量，而不能用实际劳动量加以衡量。应该说，这种观点也是一种突破。

但是，人们忽略的问题是，即使“劳动价值效用”观点是成立的，也不能说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已经过时。而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马克思所完成的理论构建是对“常规劳动价值效用”的理论构建，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企业高管在一般强况下所从事的劳动及其价值含量，都包含在马克思的理论创建中。“常规劳动价值效用”是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一切劳动价值衡量都将处于混乱和无序状态中。目前中国的劳动价值衡量标准就比较混乱。

然而，马克思没有完成的理论创建，是对“机会劳动价值效用”理论的构建，这是我提出的，认为这才是必须创新的领域。“机会”包含着风险，也包含某种特殊条件和背景，“机会”不常在，当然是与“常规”相反的含义。

看下面几种情况：

1，美国某特大汽车公司年亏损14亿美元。企业董事会为了一年扭亏，决定以3000万美元年薪聘CEO完成扭亏目标。在这样一种薪酬设置中，对被聘人来说包含了极大风险和挑战，我们设定风险系数为10。而对招聘方来说，则包含了特殊条件下的心理期待，如果董事会急于达成14亿美元的扭亏目标，即可设定心理期待指数为10。于是判定：此薪酬设计不仅合理，且达到理想值。这一类型的薪酬设置适用于参与国际竞争、企业扭亏或企业初创。

2，在股市投资等高风险领域，由于人们事先想到应该完成的回报（心理期待）和事实上的风险都无法确切知道具体指标，于是就采取“股权激励”办法。给CEO占有1%-5%的股权，使尽心干，总的回报多，CEO就从中得到多。股权是定死的，真正的回报则根据收益总量可大可小，可有可无。

3，通常情况下，多数行业的企业经营成果既具备“机会劳动价值效用”也兼有“常规劳动价值效用”，所以对多数企业CEO应同时采用两种薪酬设置。当行业普遍增长时，某企业增速超过行业平均增速，超过的那部分指标属于“机会劳动价值效用”，是真正承担了经营风险或抢抓机遇生效的部分（CEO有权分成，其它部分则属于行业增长你也增长，这是国家宏观环境起的作用，个人只可以获得“常规劳动价值效用”薪酬）。当行业普遍下降，某企业则增量，风险回报指标的算法一样。当行业普遍增长，企业增速则低于行业平均增速时，不仅没有“机会劳动价值效用”，体现“常规劳动价值效用”的薪酬部分也要扣减。

行业平均增速显示出的是同行无风险利益均沾的蛋糕大小。企业共有的平均市场价值，应该是“常规劳动价值效用”的一般体现。如果是垄断企业，则应要求国资委每年对垄断企业增速提出一个基数，来代表行业平均增速。这样，其所超出的业绩才能科学体现承担了风险的“机会劳动价值效用”。

另外，我主张体现企业高管“机会劳动价值效用”的薪酬不要搞封顶。而体现“常规劳动价值效用”的薪酬要封顶。主要按社会合理差别和平均GDP来封顶。美国今天的大型企业CEO平均薪酬1000万，但在50年前平均也不过20万。它是伴随社会总量比例增长而增长的。要历史地套用，企业高管们要有长远眼光，不要再像前几年改制一样，比着外企标准生搬硬套，这样做，已经给下一步深化改革增加了巨大难度。因为吃进去了吐出来很难，又都是决策人。

当前国企高管，尤其要注意一种倾向：把“机会劳动价值效用”当作“常规劳动价值效用”固化并长期占有和享有。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取之不义、花之有愧的薪酬设计。另一种取之不义的薪酬是，风险指数不高，人们的心理期待指数也不高，但是薪酬设置则超过了相应数量。目前，金融业、通讯业等行业的薪酬设计，有的已经成了“高级大锅饭”，谈不上激励作用。在没有理论准备的条件下，更不要打出快向市场化方向发展的旗号。你给自己的定价都没搞明白，你怎么上市叫卖？

心理期待指数和风险系数两个指标，是“机会劳动价值效用”的存在方式。同类复杂劳动或简单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常规劳动价值效用”的存在方式。我国多数行业的国有企业CEO的“机会劳动价值效用”并非是年年都有。单一的“机会劳动价值效用”薪酬设置，很适用于参与国际竞争。

我多次说过，对待马克思的理论要多以理论源头来对待，多补充创新，少采取驳斥和推翻态度。因为，很少人能轻易做到比马克思更有创意，少数观点即使现在看不合适，但再过多少年来看也许仍然是对的。建设性补充，其实就是理论创新。我身边如果有几个得力的博士生，我们很可能从理论到技术完成很多改革科研成果。可惜，身边只有几个硕士，而且还喜欢高举文凭大旗“晃动”优越感，他们只知道文凭有级别，不知道文化有深浅，这就难办了。只好依靠互联网来吸引更多的仁人志士一起探讨。

以上，也是提供给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参考意见。

                        胡志平，2008年5月18日。

（附录相关新闻报道）

决策层正在研究金融业天价薪酬“解决方案”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孙铭 2008-5-8 0:17:00

随着国内外舆论热议金融高管天价薪酬事件,决策层也迅速对此做出反应。      

5月5日上午,有关决策部门专门召开了国有重点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有关问题的会议,就当前舆论关注的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的薪酬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但是，会议之后并没有立即发布相关的会议决议。      

记者另悉，银监会日前对相关金融机构高管薪酬进行了摸底调查，并要求有关机构规范高管薪酬。

高管薪酬问题探源    

据有关部委人士透露，在这次国有重点金融机构高管薪酬的会议上，财政部、银监会等部委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此前，有关高层领导在银监会调研期间，对金融机构高管薪酬问题表示了高度关注。本报也对此进行了报道。(见本报4月8日头版)

    前一段时间，银监会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高管薪酬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报告已经完成并上报银监会领导。银监会领导指示有关部门要继续调研，从制度上根治高管的薪酬问题。

    对于国有保险企业高管的薪酬问题，保监会早就注意到相关问题并着手进行规范。在2007年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曾批评保险公司高管薪酬过高的畸形现象，随后宣布对国有保险公司高管薪酬进行清查。在2008年保监会工作会议上，同样的问题再次被提及，并且将保险公司的股权激励问题一起进行规范。

银监会有关人士告诉记者，金融机构高管薪酬不单纯是工资升降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的问题。高管薪酬机制牵一发而动全身,薪酬问题处理得好,则可能巩固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成果,推动金融机构朝市场化方向再迈重要步伐。否则,很可能动摇金融机构改革基础,使刚刚走出困境的金融机构再添新的风险。

   “金融高管薪酬问题确实很复杂，大家争来争去，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这个标准如何定？”北京赛诺经典咨询公司总经理曹文认为，“国有金融机构高管如果与同级别的干部比，薪酬确实高了；但如果与国外同等规模的金融机构高管比，薪酬又很低了。”

曹文认为，目前金融高管薪酬问题，实质反映了金融国资所有者缺位的现状。虽然我国国有金融机构都有明确的股东单位，比如财政部或者汇金公司，但这两家单位都没有真正行使国有股东的全部权力，这也是我国金融下一步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由于金融国资所有者的缺位，有可能导致金融高管自己给自己定薪酬，出现了激励有余而约束不足的现象。 不仅是薪酬高低问题，薪酬不公平的问题也进入决策层领导的视野。    

薪酬不公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样的国有金融机构，高管的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经营业绩有所区别，相反，经营越差的机构其高管的收入有可能越高。记者根据银行年报等渠道掌握的材料发现，在中、工、建、交和光大银行这5家由汇金公司参股的国有商业银行中，确实出现了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脱钩的现象。

    薪酬不公的另一方面是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拉大，而且高管的收入增幅远远大于员工的收入增幅。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基层分行，员工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有些地方员工收入比股改前还要低，基层员工看到的股改成果仅仅是行长的收入提高了，而员工的收入却下降了。基层员工如果不能感受到薪酬公平的话，则金融机构的操作风险无疑将大大增加。

事实上，有些银行已经认识到基层员工的待遇过低的问题，前不久，工行北京分行对基层员工进行了加薪。曹文分析说，金融企业的主要风险点在基层和操作层面，利润也主要由基层创造，薪酬体制必须适应这个特点，否则容易形成道德风险。

前不久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孙晓霞指出，国有金融企业薪酬问题主要是决定机制不合理，高管人员自己决定薪酬，容易以国外金融机构市场化的薪酬水平为参照，没有注意到我国金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尚未完全市场化的客观情况。

谁来决定高管薪酬    

谁来决定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涉及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是董事会？还是监管部门？还是党的组织部门？

    而记者了解到，国有金融机构最担心的就是由监管部门来制定薪酬标准，因为监管部门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其收入不高但相对稳定，如果由监管部门制定金融机构的薪酬，显然这种薪酬不可能很高，缺乏竞争力，并且很可能低于市场化的薪酬水平。

而对于当前出现的金融机构高管激励有余而约束不足的现状，建立明确的约束机制显然是当务之急。

据有关知情人士透露，国家有可能参照国资委对央企负责人的考核方式，对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的高管进行考核。

在国资委的考核评价系统中，企业负责人的经营业绩，实行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结果考核与过程评价相统一、考核结果与奖惩相挂钩的考核制度。按照权责利相统一的要求，建立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同激励约束机制相结合的考核制度，即业绩上、薪酬上，业绩下、薪酬下，并作为职务任免的重要依据。企业负责人的绩效年薪最高的可以拿到基薪的3倍。绩效年薪的60%在考核结束后当期兑现，剩下的40%则根据任期考核结果等因素延期到连任或离任的下一年兑现。

   但有学者指出，对央企的考核与对金融机构的考核不同，国资委是央企的“老板”，行使国有出资人的权力，但国有重点金融机构没有作为“老板”的“金融国资委”。如果让银监会来负责考核，显然依据不足；如果让财政部或者汇金公司考核，在官本位观念浓重、尚未彻底市场化的金融行业，很有可能使业绩考核流于形式。

而且，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的不少高管都是中央直接管理的“中管干部”，党的组织部门要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进行管理，一旦考核不合格也很难进行解聘。      

市场化环境下的考核如何与“党管干部”原则进行配套？这无疑也是对金融机构高管进行考核面临的难题之一。      

事实已经证明，用行政手段对金融机构高管薪酬直接干预并非良策。比如，从2006年开始，保监会就对保险公司的高管天价薪酬问题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但直到现在，保险公司高管的薪酬问题依然愈演愈烈。      

对于下一步如何规范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有传言称将对高管的薪酬设置一个“封顶线”，包括工资、股权激励在内的所有收入都不能超过这个“天花板”。      

但金融机构高管对此传言反应强烈，“金融机构改革必然朝市场化的方向改，市场化必然要求高管薪酬市场化，用行政手段复归的方式对高管薪酬设限，显然背离了改革的方向。”一国有银行高层人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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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震惊世界：美国180度转弯

                        胡志平

四川汶川强烈地震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然而眼前，这场地震的破坏性结果正在向另一种结果转化。强烈地震震垮的是百万间房屋，掩埋的是数万人生命，毁掉的是千万人家园，但在不幸面前，巍然耸立起来的则是一个更加团结的中国。

团结的中国比能够波及上千公里的强烈地震，更广泛、更深刻地惊呆了世界！它让全世界看到：这个全球最大国家，在罕见的灾难到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做到了在第一时间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国家总理仅仅灾后数小时即到达灾难现场，总理以身先士卒的垂范，迅速集结了地方各级官员，当夜即展开了现场救援指挥工作。此时全国各地，自愿献血者彻夜排起长队，自愿捐款数量仅三天超过14亿元。5000多个生命在黄金72小时内被从废墟中挖出；数万名重伤员被及时疏散到各地医院。灾区秩序良好，灾民们在最需要的时刻，有食物，有药品，国家领导人以其感人的亲民形象，把中国领导人的人性光辉播撒到了每个灾民的心里。中央一声“举全国之力”的命令，无一个省、直辖市没有积极响应。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

美国、英国等各国主要媒体均以“反应快速”、“应急有效”对中国震后表现发出赞叹。5月15日，为辱华事件是否正式道歉迟疑很久的CNN总裁，终于下决心把含羞的道歉书递交给中国外交部。同一时刻，美国商务部部长访华，首次承认并恳切提出：“美国不阻击中国的全球化发展战略，美国需要并且欢迎中资企业大量投资美国。”

美国高层究竟从中国灾难发生后的公开信息中看出了什么？

准确的答案，应该是美联社记者的慨叹：“在地震发生后的24小时之内，大约有2万军人集结到了地震灾区，立即挖掘死难者、搜寻受伤者，而多达3万的绿、橙、白救援队伍在军用飞机以及军用卡车的帮助下正在驰援。这种快速动员，反映了中国领导层已经将灾难救援放在突出的位置，也向世界展示：他们对北京奥运期间的任何突发事件都会有充分准备的。”

汶川地震发生前，笔者曾说：“CNN仅用101个字向在美国的华人表示歉意，说明他们指盼中国境内的‘戏’还没有演完。CNN对中国还有梦，但不是奥运梦。”现在，则应该是CNN梦醒时刻了，因为，美国国会和政府都看到需要重新面对中国现实，需要180度的转弯。

实际上，令美国国会的金融家议员和财团议员真正感到不安的，是党中央部署的另一个“抗震”指挥部的有效工作，即以李克强为“一线总指挥”的“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他与温家宝总理指挥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协调一致、团结呼应，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共同承担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史无前例的“抗震救灾”工作。

李克强指挥的队伍也同样是在克服困难抵达经济地震的“震中地带”。已经初步发现广东的经济总量忽然多出2800亿元，北京多出约2000亿元，上海多出约600亿元，另有重点目标以及地下钱庄还在普查中。这些多出来的经济总量，是否是相比正常的投资“流动性”多几倍频率、并引发房产市场、资本市场和汇兑市场价格一路走高的“游资”？笔者不能做肯定回答。有一点是肯定的，凡在中国市场流通的人民币，必须遵守中国的货币管理制度。那究竟是外资还是中资，要按中国法律认定。

我们知道，确实有某些国家信奉经济学的“坏币效应”，他们把多印的、贬值的国际货币输入到他国资本市场、房产市场和金融市场，进而转变成该国货币，持续针对该国发生着“坏币效应”。我们知道，中国宏观经济这一年多来情况十分复杂、异常，国内通胀、货币贬值，而人民币兑美元则不断升值，在出口紧缩，CPI高企时，美联储的每次降息都无异于是给中国经济“紧一扣”，给中国工薪阶层期望增加工资的愿望“紧一扣”，逼得中国好苦！逼得工薪阶层好苦！逼得温总理好苦！我们知道，普查后多出的经济总量集中在中国“精英阶层”创办的第三产业即咨询公司或基金组织。我们知道，“坏币效应”最初像击鼓传花一样，它能强化“流动性”，如果被暗中有组织的进出资本市场、房产市场，它随时可以引发股市震荡、房市高企，乃至最终的股市崩溃和房产塌陷，最后，比汶川地震破坏性更强大。我们也知道，经济学掌握在不同经济学权威手里，或是人民福祉或是国家灾难。不爱国，宁无学！

如今，“改革开放”四个字成了所有人的“法宝”。邓小平用它开创了中国新局面；胡锦涛用它祈愿中华民族复兴；亿万人民用它盼望收获社会主义发展成果；还有人用它是想浑水摸鱼，否则就指定你“反对改革开放”！其实，“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中国的《圣经》，只有爱国者才有资格谈改革开放。

由美国国会议员策划的风险基金针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掠夺，先后在日本、泰国、韩国频频得手。美国风险基金经历了它的黄金岁月，这一次却在中国不幸失手，即：不可能再按预期时间撤资。眼前，对美国国会的银行家来说只剩下一条“希望之路”：与中国高层达成欢迎中资企业大批投资美国的合法路径，其中自然也包括使某些完成了盈利或没有盈利的“基金”，回到美国去寻求股份转移，和从长计议。

下个月，中美两国建设性伙伴战略谈判将至，美国政府怀抱着国会银行家们的期望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不怕甚至把国有企业搬到美国的地盘上去检验这个制定国际规则的“世界领导者”是否永远是双重标准。我们警告：文化底蕴还没有达到足够深度的美国，能像中国一样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也当做本国的价值观。不要忘记自己近几年对中国经济所干的欺人太甚之举，更不要利用什么北京奥运成功不成功或别的条件要挟中国。

中国计算过本轮“过招”的最坏结果：大不了得罪几个西方国家，然后静下心来利用内需潜力发展三年。而此时，也正好是中国领导人与人民上下团结一致、赢得解决国内问题的大好时机。等不到三年，中国刚刚把廉政制度、良性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理出头绪来，还顾不上理会美国时，它又会像过去一样重新找上门来与中国修好。

美国，有他国不久就能超越的先进科技，却没有文化底蕴使它能在别人占领中国市场时，也沉得住气等上三年！而团结的中国，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能忍耐，都能自强不息，都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

但愿美国的180度转弯是表里如一的。

                       胡志平，2008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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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全国哲学界同仁公开信

哲学界同仁及欧阳天然、坚毅、钱广华、阎纲、周德义、雷正良等：

哲学人经过30年的思想叛逆，如今应是完成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重新回到哲学思想“原点”的时代了。马克思哲学需要中国化，中国古典哲学需要现代化，这一切均离不开“对立统一”规律和“一分为二”思想。

    我国哲学界于上世纪80年代初到新世纪持续出现的有关“一分为三”或“一分为多”的哲学思潮，其研究方法上的错误是没有承认“一分为二”在辩证思维中的基础地位。它主要适应了“技术至上”的时代风尚，反映出中国因工业技术落后必须突出强调技术性思维方式――这种特殊时代要求在哲学理念上的一种“矫枉过正”。其进步意义在于否定空头政治理论和阶级斗争思想，倡导唯实主义，赢得科技回归。

    上述学术思想在欧阳天然的《事物内部结构初探》（《求索》1982年3期）、坚毅的《“一分为三”新议》（《争鸣》1982年第3期）、钱广华的《论黑格尔的“一分为三”的辩证法》（《外国哲学》1982年第2辑）、阎纲的《一分为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周德义的《论“一分为三”》（《湖南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1期）、雷正良的《“一分为三”学术争鸣20年回顾》（《上饶师专学报》2000年1期）等诸多撰述中有集中反映，一直延续到2005年才渐呈低潮，在哲学史上也属昙花一现。说明矫枉过正的哲学思想只能起积极的推波助澜作用，它不可能为科技创新超前指明方向，也不可能帮助科技创新者提升思维能力。

   “三”，是中国（也包括外国）古典哲学家较崇拜的数字。很关注实物变化规律的朴素辨证法思想家常把“三”视为自然界演变进程中的一个圆满符号，认为“三”可生变“无穷”。可是，当代哲学家应该懂得：自然物属性与哲学方法论是有区别的。如果问“三”是从何而来的？如果问物质世界只有“一”，还有没有属于人类的方法论？显然，物质世界只有“一”那就不需要方法论，地球混沌时期，物质是唯“一”性的，同时也没有方法论。而如果物质世界没有从根本上出现“二”就不可能出现“三”。“二”是一切方法论产生的基础。当你面对某物开始所谓“一分为几”的思维抉择时，你一定要首先确认：从这时开始已经是“二”为你奠定了哲学思想基础。你和某物的存在、主体与客体在认知过程中所企求的“同一”对应关系，正在为你提供思维用武之地。

    哲学方法论是人类主体的方法论，不是非人类主体的自在性。没有体现对立统一规律的“两分法”奠定初始条件，绝不会出现具有崭新意义的“三分法”或“多分法”。凡有人类参与的思维运动和物质运动，均不能把主体和客体任何一种因素排斥在外。只有基于“二分”才能寻求更具战略意义的三分和多分。“二分”是基础“三分”是演绎；“二分”是思维根本“三分”是实用技术；“二分”是辩证逻辑“三分”是形式逻辑。

    “一分为三”作为实用技术思维方法之一，它只能在先已设定“一”个固定不变的前提之下，才可实现同一物被在封闭体系中的“三分”和“多分”。这样的“三分”分别又属于每一个单独的、孤立的“一”。它们是形式逻辑必须遵守的不变原则。辩证逻辑强调“二分”是基础，包括“一分为二”和“分二合一”。它是在同一性或统一性中寻求“二分”，也常在“二分”中寻求统一性或同一性。它不绝对是在一个物体、一件事物中寻求“二”，而是同时强调从事物之间的一种属性与另一种属性的普遍联系中，通过已知的“一”去认识、发现与另一个“一”的分立关系或对应关系。由此产生的“二”，从其相互间的同一、对称、对应的联系看，又可合并为“一”或是本来的“一”，这就出现了“三”。这个“三”又各自形成新的多向对应关系，如此不断向宏观和微观两极对应扩展，便会出现我国古代先哲的伟大猜想和预见：“三”生无穷！

“三生无穷”的哲理智慧，原本是朴素辩证法思想（朴素辩证法又可称之为“猜想辩证法”）。哲学发展到辩证唯物主义后，我们才感到是马克思用对立统一规律为“三生无穷”奠定了科学依据。这就是为什么“一分为二”具备方法论基础性地位的原因。因为“二”不仅有辩证逻辑的操作性同时具备兼容和推进形式逻辑的操作功能。包括本书在内，也是基于“二”即基于对立统一规律，确认了人类最基本的思维平台有“三”：

――“物质与意识”；

――“时间与空间”；

――“信息与响应”。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在本书修改出版前的2004年，我曾告诉朋友：“要用这本书的智慧和方法改变世界。”四年过后，一系列改变多种学科大前提设定的创新理论被提出，充分证明“二”是基础，“三生无穷”！其实，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获得解放的哲学家们只需要为对立统一和一分为二剔除阶级斗争等极左、僵化内涵，使其回归到思想原点再予创新，就对了。不料，却在倒掉洗澡水时连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了！

在如何正确对待“二分”和“三分”的问题上，任何高端权威不要固执，不要硬撑。你以为人类发现的那些事物，其内部构成普遍都是“三结构”就能证实“一分为三”？那好！人所看到的物质世界是色彩缤纷的，对人而言这是真实的；而狗所看到的物质世界则是黑白的，无任何颜色，对它来说难道就不真实？草原上的田鼠奔跑时一路撒尿，我们人类是看不见的，而这些尿水在数千米以上高空的雄鹰眼里则呈现“耀眼的荧光绿”，雄鹰可迅速扑向猎物。等效真空理论中的“暗物质”，人类根本看不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一种动物看不清它的“结构”和“模样”。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对应关系才是真实的、客观的。而对应关系恰恰就是“二”的组合。即科学是在“一对一”的相对条件下，才能体现物质世界的客观和真实。然后，形式逻辑的综合与归纳法又把诸多对应关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点提炼出来，就可以产生有普遍意义的“相对真理”。所有真理的“根”其实都植于“相对性”土壤中。普遍真理是存在的，但是，没有相对条件的“绝对真理”不存在。

如今中国，真正懂得辩证逻辑的人很少。30年的高等教育培养出了无数单一形式逻辑头脑。去年，有合理化建议针对目前中国经济状况，主张把房地产市场分为“两种市场”以实现有效宏观调控。而经济界有关专家却用形式逻辑理解并反驳：分两种够吗？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中高档商品房――复杂得很呐！恰恰不能自觉意识到：说来说去还是“二分”！即：政府提供服务型商品房和开发商提供营利型商品房。今天的创新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技术层面的“三分”或“多分”，而在于：数百万有高等学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和专家权威们若不懂中国发展“战略二分”的重大意义，怎麽可能自觉地、科学地推出技术性“三分”和“多分”？怎麽可能遵循中央大政方针主动把握好中国特色又好又快的发展方向？

哲学家们不要用继承中华文化传统的理由，使中国再回到古典辩证法时代；也不要因为孔子老子和马克思的伟大思想家地位，就放弃思维现代化；更不要因形式逻辑的技术用途就否认辩证逻辑的创新功能。前辈们的伟大，是因其基本思想和观点永远不可磨灭。没有马克思和毛泽东倡导的“二”，“三”的用途还能剩下多少？中华传统文化还能不能继承下来？

“三”是古典哲学的理想。

“二”是现代哲学的精粹。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与古典哲学现代化都要在此统一。

写此公开信的人不过是个普通公民。没有学术地位，没有博士学衔，没有学刊园地，但他不希望看到中国官场、学界因门第、学派、等级和权威标签而拒绝一个小人物的思想智慧。听听小百姓的学术建议，委屈不了任何大师。我能心理平衡，天下知识分子没有心理不平衡的事。希望中国哲学家喜欢我的书：《智慧论》。

此致：

敬礼！

胡志平，2008年3月15日。

此信部分段落摘自作者《给中国一个大智慧》

（引用请注明出处，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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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先导

         ――就创新问题与我国高端专家权威的对话

胡志平

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连续多年我一直很崇敬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方针政策，也在密切关注着我国正处在学术高端的权威专家们对构建创新型国家是怎样认识、怎样理解的。我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1月14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所做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报告（见新华网和价值中国网），也看出此报告是副委员长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对高等院校师生发表的个人见解。但我有不同看法。

首先认为，报告学术气氛很浓，致力于研究探讨的目的性很明确，全篇报告也很有指导意义。但是，其中对“创新”内涵的认识，则有这样一段明确解释：“现在对创新提了好多种提法，知识创新、理论创新等有很多种提法。根据我个人来看，如果从创新本身的定义角度来说，可能有三种创新。就是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接着，副委员长阐述了为什么“理论创新”不能视为创新的理由，主要原因是理论创新“不能引起客观的变化”，或不能带来直接的物质成果。

副委员长还重点说明上述理解均属“个人意见”。指出：我的认识“这可能和创新原来的定义不完全一致，有些讲法、说法也已经约定俗成了，有些已经进入了中央的文件。但是作为学者角度来说，我认为从创新本身的定义来看，恐怕主要的类型还就是这三种类型。”

对此，我想针对我国高端权威专家（并非针对副委员长一人）的上述有关创新的见解补充一点我的想法，也算一个普通公民的合理化建议。

关于“创新只有三种”的认识存在不周之处，或者说有明显错误。创新，应该包括理论创新。没有理论创新就不会有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的衡量标准不能用能否产生多少直接物质成果来衡量；一种创新能不能“引起客观的变化”也不能只用物的手段改变了物的可见形态的标准来衡量。理论创新的重要用途，在于针对技术、管理和制度，改变其创新思路。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技术和应用层面的发明和发现与直接的物质成果有着环扣关系。但是，当人们在技术和应用层面长期不能实现突破性进展时，则只有创新的“理论概念”才能为新技术和新应用指明发展思路，理论创新可以决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正确出路和前程。六十多年前陆续诞生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都不属于技术层面的创新，也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就是这些高于技术层面的理论创新，通过首先改变人们的科学头脑，最终改变了整个世界。没有《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就没有今天的信息产业、电脑时代和最能体现系统工程的航空航天事业。

我国高端专家权威的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以物对物”的技术时代。美国、欧洲面向新世纪制定了脑科学10年计划和20年计划，他们已经认识到了改变世界的最宏伟计划首先是认识脑、保护脑、提升脑和激活脑。他们同时也发现：培育拥有创新思维能力的大脑，不能只依靠生化技术、基因技术，必须依靠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科学理论的综合研究、发现和运用。

     我撰写了一本书（《给中国一个大智慧》），若用技术创新标准衡量应不会受到专家权威的重视。但是，这本书则能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有效思维支撑。这本书在理论创新的同时也用专门数千字批评了只专注“物对物”技术创新的时弊――对建设创新型国家没有任何好处。

指出：当今天的社会无比崇尚“物对物”的技术革命新潮时，笔者仍然要提醒全社会：没有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绝不会有自然科学的可持续发展。人们比较赞赏发明新技术具有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的可操作性，具有显著的实用和商业可比价值。可是，有没有仔细掂量过，当人们都在关注“物”的技术革命时，谁来操作“人”的脑神经介质运动呢？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也同样有着心理（人脑）技术层面上的可操作性能，只不过由于传统科学概念认为它不是针对“物”的形态操作，而被社会忽略了它的实用价值。实际上，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也是针对基因领域“物”的形态的操作，它们也可以通过分类信息刺激，有效驾驭微观领域的脑神经介质运动，它们在自己的领域所提供的每一种突破性的创新理论概念，均能够通过大脑的生化物质积累，转变为人脑中具备创新思维能力的生化物质响应条件。书中指出：所有宏观世界的巨变，均是起源于微观领域精细结构的变化，包括人脑生化物质存储记忆组合的微粒子变化，最终结果将导致宏观世界发生巨变。

指出：马克思的对立统一规律，弗洛伊德的意识与无意识，爱因斯坦的辩证时空观，近百年以来一直在通过“信息与响应”的物质运动中间环节，有效操作人脑的创新思维方法和科学思维运动。自然科学用物的技术操作物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用理论概念和艺术形象的信息输入改变人脑生化物质存储结构，操作脑神经介质运动的链接方式。这种发生在物质微观领域中的技术操作过程，与改变可见物质形态的道理是相同的，都是“信息与响应”的物质运动中间环节奠定了改变物质形态的技术性操作基础条件。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看不见各类信息刺激改变了人脑状况的生化物质形态，便就否认它的技术性能。我们今天看不见，将来总有一天会看清楚。

指出：如今，开启新思路、新思维的理论创新就像作曲家和词作家，理工新技术就像模样漂亮的通俗歌手，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表现演技才华的智慧空间，后者却更有条件赢得商业利润。然而，没有好歌曲支撑好歌手，任何好歌手的演艺才华都会迅速枯竭。社会对两者之间的可比价值采用一轻一重的分裂性认可，只能证明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只能说明全社会成员还没有自觉运用“信息与响应”来解释一切物质运动规律和技术操作过程，只能说明我们这个时代适应创新思维的头脑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我国目前的理论创新任务十分繁重。支撑经济发展、解决经济难题的目标，很多需要寻找技术新领域、新思维和新出路；制度创新则需要首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有创新突破；西方现代经济学帮助我们建立了有效率的市场体制，但不能帮助我们在“中国特色”上走到底，经济学在技术指标层面上的突破也在等待重大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先导。当我们在某种技术上仍然落后于他国时，我们才需要在科技领域按照他国设定的大前提条件下重点在技术层面创新、演绎和发明。但这种状况，对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中华民族来说，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用理论创新引导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才能使这个国家真正成为创新型国家。

                       胡志平，2008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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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盼人民共同托起阳光法案！

由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二人，向胡锦涛、吴邦国、贾庆林等中央领导发出的《关于尽快制定和认真实施<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的建议书》，已经转到“价值中国”网站刊登。所建议主要内容是两条：一是主张人大立法，即《财产申报公布法》，使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将个人及家属财产收入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二是主张尽快建立享有独立权威的国家廉政监察院，按照国际惯例依法形成自上而下的独立廉政体系。

建议确实很好。符合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总的指导思想。但是，这样的好建议为什么在“价值中国”――这个积聚了全国2500多名专家学者和10万中高级经理的财经网站，不能引起足够反响？原因是很客观的两条：

第一，建议书中没有“价值中国”任何一位专家学者或企业界人士的参与意见，因此，在这个网站刊登可能少了一点亲和力。

第二，这份建议书，主旨是解决今后和未来的中国廉政问题。而目前，人们最关心的不是何时能立法？何时建起独立监察院？因为，有了法、有了院，最终还要能看到党员干部的财产在哪一天才被置于阳光之下――这一关系到执政党内上千万人政治前途和人生命运的“第一步”何时迈的出？怎样才能迈的出？这，才是党心民心或振奋或失望的关键，也是2007年中纪委曾经尝试过、但更加陷入为难的难题。我们感到李巩二人的建议书着眼长远看得准，但立足眼前没有明确实现破局的关键切入点。

正是初一，我收到高木的来函。他主张“大赦腐败”才能迈出第一步。高木阐述的理由是：“腐败已经成为当权阶层的普遍现象，如果不正视这个现实，而只强调财产申报和严刑峻法，就会导致众多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正义力量叫板，原本有良知的也会破罐子破摔，这极有可能使正义和邪恶两败俱伤，把中国改革推向绝境，让国际竞争对手渔翁得利。如何转化力量，团结多数，是惩防腐败的关键。”“要知道立了法，法难责众。”高木把他的信也寄给了李巩二人。

相信“价值中国”的所有同仁都能深深理解高木，并深感中国发展困局的沉重。但是，一个真正拥有先进性的政党，即使面对天崩地裂，只要其先进性还存在一天，就不能让“大赦腐败”成为她的政治主张。

在沉重问题面前，我们思考良久。为了中国的这“第一步”能够迈的出，为了众多党员干部尽早告别灰色走进阳光，为了中国廉政建设在不需要成千上万人付出坐牢、杀头的代价下就能赢得新起点和新开局，也为了中国共产党从今后永远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面廉政旗帜，我甘冒风险向党中央、全国人大和中央纪委提出如下建议：

一，党的历史上大约每过30年左右要经历一次《……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此前两次“若干问题”重大决议均使中国共产党甩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翻开了解放全中国和开创新时期伟业的新篇章。建议：2008年党在总结30年改革开放经验时也要形成历史性决议，其中包括：要敢于承认党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反腐倡廉工作有严重失误。成千上万的党员干部在此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应由中央承担主要责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前无古人的事业。30年前，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在无经验、无理论指导下打破僵化局面“摸着石头过河”。其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成就辉煌，但同时，党的新时期工作也存在严重错误。只有形成历史性决议，公开向人民承认错误，敢于承担历史责任，才能体现党性的坚定和永恒。

二，建议根据历史性决议制定《公职人员在国家经济制度转轨的特殊阶段有关问题的处置决定》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明确规定：自1978年12月－2008年12月，公职人员合法收入以外的财产收入，不论个人占有或保存多长时间，只要能在规定时间内申报上缴，均属上缴“灰色收入”，其行为与弘扬和表现党员干部先进性有关，与贪污受贿和惩治腐败无关。明确规定：在此30年间，送来的与索要的有区别；礼金礼物与占有干股有区别；企业赠物与私宴受礼有区别；接受财物与渎职犯罪（造成重大损失）有区别。不论性质差别有多大，只要没有举报和案发并能在规定时间内申报上缴，均属上缴“灰色收入”。建议中纪委铭文宣告：许多党员干部尽管拥有灰色财产收入、有的甚至数额巨大，但其中绝大多数不敢公开占有和使用。说明党员干部队伍整体上的党性根基存在，党的先进性力量仍可主导党性发展方向。

三，建议不再专门搞“限期上缴”，而在总结30年改革开放经验并形成党的决议后，自2009年起，在全党启动党员干部重新登记。此次党员干部重新登记包括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填写个人及家属财产收入表和上缴“灰色收入”清单。自上而下，逐级登记。每一级完成登记后均要公布个人及家属合法财产收入（上缴的灰色收入应为保密，只公布汇总成果）。参加登记的党员干部都要在登记表上向上级组织表明：“所有财产收入均如实报告，请组织审查。”如果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完成或不想完成登记程序的党员干部，视为脱党或自动放弃履行党员干部岗位职责。对自动离职的不予追究。但不排除其他时间被他人举报，立案查清后则依反贪法规条例处置。参加登记和完不成登记而自动离职的党员干部都要慎重为自己考虑：此后的一切都将被置于阳光之下，我的登记，要经得起法律、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四，已经被冠以“腐败分子”名义正在服刑的人，可考虑在党员干部重新登记顺利完成之后再根据其所上交数额和生活是否已经腐化给予分别处置或恢复名义。在重新登记完成之前，党的反腐成败前途未卜，高压态势不解除。

五，支持李成瑞和巩献田二人的建议：尽快制订“阳光法案”，尽快建立享有独立权威的国家廉政机构（也正是我在2006年4月已经提出过的主张，见《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形式与内容》）。

以上几条，绝非我一人想的到。我们不相信一个有着光荣传统和强大内力的政党在其执政地位受到怀疑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只相信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正在期待着13亿人民能够充分肯定她30年开创市场经济的丰功伟绩，并同时原谅她在探索经济发展中所犯的错误。此时的执政党需要人民的支持和谅解！数年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有评论说：中共开创市场经济创造了中国奇迹，但同时也挖出了埋葬自己的坟墓。――这算是箴言么？是咀咒！今天，我们把党员干部队伍反腐倡廉的难点、难处、难局全部摊开，其实，只要能迈出第一步，把财产收入置于阳光之下，也就告别了难局，赢得了一切。

“价值中国”是汇集了全国2500多位博士、硕士，1万余名中小企业家和近10万中高级经理人和创业者的财经网站，这是一支为党分忧，为国分忧的重要力量。我们有责任共同托起阳光工程！

                         胡志平，2008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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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容量理论纲要”及重大课题（二）

“市场容量理论纲要”及重大理论课题（一）

浓缩语：本文涉及的科研立项，靠任何一人的力量均难以完成，它需要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联合高等院校动员国家科研力量。

第一，关于“市场容量”的基本概念

市场容量是指一定时间内在一定范围可以实现的末端商品交易总量。

在这个总量中，因为它强调的是“末端商品”交易量，应不包括经济链条中上游成品的交易量，比如原材料和机器设备。市场容量理论把全社会在制中或第二产业资产性物质交易量排除在外，把直接使用于国民的消费品、直接使用于政府和企业行政管理开支的消费品、直接使用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成品物质、直接用于民生保障的战略储备物质，均视为“末端商品交易总量”。

市场容量理论高度重视把第二产业单列起来，而把第一产业物质投入和最终商品、第三产业物质投入和服务品种，均视为“末端商品交易”。

“市场容量理论”重点研究的是国民消费品使用价值需求总量及其与可支配货币总量的配比关系。国民使用价值需求总量是全社会经济发展较活跃、较复杂的领域之一，也是拉动国民经济高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基本动因所在之一。2007年，我国经济增速高达到11.4%，把当年246619亿元的经济总量比作“10”，其中，国民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量占4.4，近一半，其他拉动因素分别是出口拉动增量和投资拉动增量，各占不到三分之一。

第二，关于市场容量理论的学术地位

“市场容量理论”是目前经济学最具创新价值和最具创新前途的前瞻性的、开拓性的经济学和经济技术研究领域。

经济学理论自诞生以来，已经走过或跨越了3个世纪。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作为经济学理论的发源地，它积极适应了私人占有制的基本国情，在资本积累、资本运作、资本效率、资本衍生（金融业）等领域积累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西方经济学的最大特点是：以“资本效率”为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来研究如何创造价值、如何实现价值，如何实现资本投入与资本增值之间的宏观经济平衡。我们认为，主要站在创造价值的角度，期望用数字化手段模拟经济有效增长之规律，是西方经济学的最高境界（但未必可行）。它可以涉及到而且已经涉及到“市场容量”领域，但始终不能做到对市场容量理论透彻而全面的认识。市场容量理论是针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彻底变换角度。

西方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缺陷是：没有明确提出，人类经济的发展动因来自主观原动力和客观原动力两种动力，而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力和重点动力在于客观原动力。西方经济学没有认识到是客观原动力――即人类不断提升的使用价值需求与可支配货币的配比关系构成的市场容量及其“容量结构”，对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均衡或不均衡作用，对科技创新起着主要推动力作用。

西方社会从100多年的经济动荡不安，走向近半个多世纪的较为平稳――这种成功，不完全是西方经济学和资本效率的功劳，而基本内因是：这些国家是在完善现代市场体制法规建设的缓慢进程中，在推进科技投入、推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缓慢进程中，使中等收入群体经过100多年极其缓慢的增长和群体扩展之后，才出现的自发经济现象。胡志平在市场容量理论中，把中等收入群体称之为“需求结构很全面很均衡的消费群体”，它也是社会经济很容易“计划”或可以预期市场容量结构按比例、按指数增减的消费群体。任何国家，一旦拥有这个庞大群体作为市场容量的主体，其经济发展结构将根据这个主体构成的规模，程度不同地摆脱结构性失调的“脆弱性”，也会程度不同地摆脱来自经济结构性发展原因所导致的全社会动荡不安。宏观调控容易实现，甚至可以不再使用行政手段完全靠市场手段实现。目前中国做不到。频繁的行政调控，主因在于市场容量结构的错综复杂导致的脆弱。

第三，关于市场容量理论的创新宗旨

美国在闯过了国内经济“百年动荡期”之后，它的全球扩张态势仍然面临着国际社会市场容量的贫富差别过大。美国主张自己“做老大”的愿望很强烈，这种不顾一切自我壮大经济实力的主观原动力（也可称之为单边主义），仍将会给国际社会带来动荡不安。包括影响到中国。

中国目前正处在微观经济效率业已形成，但宏观市场容量结构极度不良的状态。市场容量理论的前瞻性研究，将帮助我们的祖国把西方国家所经历的100多年动荡期在中国缩短到30年或基本没有大的波折。这是对全人类和平发展的巨大科技贡献。它是中国每一个经济学家的责任。

全球市场经济大致要走过三个阶段：落后的贫困需求阶段；发展的有效需求阶段；完善的科学需求阶段。落后的贫困需求阶段可以掩盖市场容量对经济发展的第一位贡献作用，只突出资本效率的功劳。实际上，不论经济发展到哪个阶段，有使用价值需求、有市场容量才能有效拉动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市场容量理论是先进的经济学理论，拥有亟待开垦的大片处女地。

第四，关于市场容量理论的“核心问题”

自然经济自然启动的第一推动力，是人的使用价值欲望，其次是产生创造价值欲望。现代经济启动的第一推动力，也是市场容量，即使用价值欲望与可支配货币共同构成的需求总量。创造价值欲望应该服从市场容量。

市场容量是由使用价值需求总量和可支配货币总量两大因素构成的。仅有使用价值需求没有可支配货币的消费群体，是贫困的消费群体；仅有可支配货币没有使用价值需求的消费群体是十分富裕的群体。我们把这两种现象均称之为因消费要件不足而不能实现的市场容量。

市场容量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研究使用价值需求与可支配货币间的配比关系和由此而形成的市场容量的结构性关系。这种结构越复杂，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越难，经济波动的可能性越大；一个国家，在没有市场容量主体构成的情况下，这种结构体现的贫富差别越大，社会越容易发生动荡。

任何国家，国民的使用价值需求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都是大致均等的。但是，由于每个国民的可支配货币不可能均等，市场容量必然形成结构性差别。

容易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是在市场容量的主体容量结构已经形成的前提下，才比较容易用市场手段调控，此时占人口少数的两极差别可以无限拉大。但是，健康稳定的经济结构不容许市场容量没有主体结构，更不容许市场容量主体（占人口多数的消费群体）内部的结构性差别超过3倍数或4倍数或5倍数――这些都需要经济学家研究确认。早确认，早健康发展。我国目前10%最穷群体和10%最富群体，平均后的差别大于30倍。而中间的占人口80%  的市场容量主体其结构更复杂，最大差别可能大于10倍。

按照“二八定律”，一个社会难免有10%左右的人必须依靠社会帮扶或救助；另有10%的人（类似于比尔·盖茨等）必须容许他们最大限度使用才干，并得到差别巨大的财富，这样才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更加有利。而绝大多数人，其能力和才干差距并不大，或一时这位贡献大，或一时那个业绩好。所以，对市场容量的主体――中等收入阶层而言，应尽量缩小主体内部的收入差别。

全面细致研究中国当前的结构性差别，确认适合中国国情的较为理想的结构性差别，寻找最有效的调控差别的经济手段和政策手段，是目前中国赢得社会稳定和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课题研究的关键切入点是――

作为“健康中国”，必须尽早形成市场容量的主体结构，尽快缩小占人口多数的主体市场容量的内部差别，从长远来看，这项举措相比扶贫帮困更重要。作为“效率中国”，中国需要长期坚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10％左右的人不仅达到很富而且可向世界级富豪群体迈进。作为“慈善中国”，社会永远不可避免存在大约5％－10％的群体需要社会帮扶就业或困难救助。

请求证：1，一个宏观上稳定且保持活力的经济社会，其市场容量主体从人数上应占有的最佳比例是：60％？70％？80％？从可支配货币总量上应占有的底线比例是：60％？65％？2，从容量主体的内部差别来看，可容许最大差别是否应做到不大于4倍或其他？3，在暂时二元结构未消除的情况下，主体市场容量在城市应占多少人比例，占城市多少可支配货币比例？农村应占多少人比例，占农村多少可支配货币比例？4，根据上述，进一步界定中国国情的市场容量主体的动态边界趋势。5，富裕和极富群体是否可以只界定并随时调控其财富总量（市场容量＋投资总量）占国民财富总量的理想区间，一般，应该不明确限制某具体人的财富上限？――在这里，核心是确认主体市场容量。

第五，关于市场容量理论的“主体构成”

科学设计并主动扩展未来中国市场容量的主体构成，有着重大的经济发展意义和社会发展意义：

1，这种结构层的市场容量，其消费支出比较全面、比较均衡，社会的主导商品和主要商品均可成为中等收入阶层的现实需求和可实现的市场容量。这个主体构成，他们不像目前中国的富豪阶层，会把并不富裕的中国奢侈品消费量拉升到了“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容量结构极不合理；他们也不像目前中国的贫困群体，在有了基本生活保障时仅仅只把猪肉价格、食品价格、蔬菜价格拉动的供不应求和价格飞涨，而对家用电器却不闻不问。主体市场容量构成，对大到房产，小到快餐，文化的、物质的商品，他们都会全面需求。给宏观经济协调发展带来极大便利。

2，主体市场容量构成后，将使宏观调控的市场信号成为积极有效的市场信号。因为是主体，不论是国家扩大市场容量还是减调容量均容易产生预期效果。使行政调控逐步减少。

3，由于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全面，所以主体市场容量的扩展可以最有效拉动第三产业发展和繁荣。这对扩大就业，消除贫困，为拉动贫困群体进入小康或有保障生活，将从“机会上”起到重要作用。

4，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中国社会积极推进民主政治的最有利条件。一国经济群体，如果体现为市场容量的结构成分太复杂，搞大民主政治必然陷入矛盾重重的混乱状态，协调多数人意志的民主内容很难体现。

研究并积极促成市场容量的主体构成，是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健康发展的关键。西方经济市场容量的主体构成是在经过100多年不稳定结构的动荡不安后悄然形成，才为西方经济学家发现并意识到它的积极作用的。中国在市场经济创立之初就被总设计师邓小平确立了“共同富裕”目标，而主动促成主体市场容量早日构成，不仅是高举旗帜的必然，也是避免重走西方百余年弯路的必需。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不走弯路、保持高速的主要“比较优势”将在此体现。

课题研究的关键切入点是――

如果把富裕和极富裕群体看作是可以产生慈善资金转化为低等市场容量的来源。那么，对中等收入阶层所构成的市场容量，则主要对低等市场容量的贡献是：为低收入者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第三产业就业机会。

请求证：1，目前中国，在中等收入群体平均可支配货币不变的前提下，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每增加10个百分点，意味着创造就业机会及就业方向如何？2，目前中国，在中等收入群体人数不变的前提下，平均可支配货币每提高10个百分点，意味着创造就业机会及就业方向如何？3，在中等收入群体构成的主体市场容量的内部，假如也可分为“小三层结构”，那么，中一结构的最高消费商品标志是什么？中二结构的最高消费商品标志是什么？中三结构的最高市场容量的标志性商品是什么？

第六，关于市场容量理论的“宏观指标”

经济发展，不能只有投入产出指标，没有市场容量指标。目前，经济学有关市场容量的指标多是“后市场指标”，比如CPI，比如零售商品总额增减指数等。市场容量理论则主要研究“前市场指标”。其所研究的“前市场指标”用于指导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实现均衡投入产出，是相比较更科学、更客观、也更有超前实用性的指标。

以《用新理论解释猪肉涨价真实可信》为例，当我们把消费群体大致分为四类群体时，即可发现每一类消费群体均对应着大致固定的商品市场容量。比如，有基本保障的消费群体其市场容量主要指向生猪肉、蔬菜、主要粮食品等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2007年，当千万贫困群体在党和政府积极帮助下，消除了“零就业家庭”，提高了低保收入保障后，他们和一部分享受农业免税以及各种补贴的困难农民一起跨入了“有基本生活保障”的消费群体时，实际上，此时政府所增加的低保投入和补贴，恰恰就是用于增加生猪肉和食品购买力的市场投入。由于过去没有市场容量理论，没有研究市场容量结构与宏观经济的调控关系和对应指向，所以，预期猪肉等相关商品需求将大量增加，必须提前增加某类商品生产的经济预测――本应属于经济学家的责任，却导致全国面对猪肉迅速涨价，各地都是措手不及。

市场容量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在研究一定阶段的市场容量的结构性基础上，要确认每一种消费群体作为市场容量的基本级别，以及其所指向的商品交易量。当宏观经济导向改变了他们的使用价值需求与可支配货币的关系时，即能提前知道某种商品必须增加投入产出，以适应变化了的市场容量。

课题研究的关键切入点是――

研究市场容量的基本构成和结构性变动规律，既是一项庞大工程也是一项具前瞻性的科学技术事业。无基本生活保障的群体不吃猪肉（第一类），仅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群体不买家用电器（第二类），进入小康生活的群体不自己买生猪肉（第三类），过着富豪生活的群体常买奢侈品（第四类）。每一种市场容量在发生可支配货币配比变化时，其市场容量均有对应指向的变动和变化。

请求证：1，第一类消费群体的市场容量主要包括哪几类商品？2，第二类消费群体的市场容量主要包括哪几类商品？3，第三类消费群体的市场容量主要包括哪几类商品？4，第四类消费群体的市场容量主要包括哪几类商品？5，共同的市场容量包括哪几类商品？

（未完待续）

                             2008年1月28日。

预告：本纲要共10项，另四项包括：市场容量理论的容量扩展理论、容量激活理论、科学容量理论和造福全球的发展主张。相机发表。

（引用请注明出处，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翻印）

用新理论解释猪肉涨价真实可信

用科学理论支持执政党“高举旗帜”

为什么强调市场容量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因素？

作者：胡志平   原创   2008-01-17 14:59 【投票】 投票人

关键字： 宏观经济 市场容量 胡志平 

                            胡志平

市场容量是胡志平在近几年频繁提到的一个经济学词汇。它指一定时间内在一定范围可以实现的末端商品交易总量。

市场容量是由使用价值需求总量和可支配货币总量两大因素构成的。仅有使用价值需求没有可支配货币的消费群体，是贫困的消费群体；仅有可支配货币没有使用价值需求的消费群体是持币待购群体或十分富裕的群体。我们把这两种现象均称之为因消费要件不足而不能实现的市场容量。 

贫富两种消费群体的市场容量相互比例关系是这样体现的：把200万元扶贫帮困款紧急援助给2万个生活困难群众，人均100元。半年之后没有花完100元的不足1％。一位依靠银行借贷开展经营的房地产开发商，当年纯收入200万元，而他一年的生活消费总支出是50万元。主要是购买轿车等高档消费。可以计算出同样200万元在贫富悬殊的两类消费群体中所体现的市场容量是：8︰1（都按一年期）。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可致一国或全球市场容量极度萎缩或相对萎缩。

市场容量的概念是比“购买力”更科学的经济学概念，以往经济学仅用国民生活收入来计算“购买力”水平，比如当地人均收入达到多少美元？此时应确认100人该拥有轿车多少辆？实际上，在这里没有计算出实际生活水平质量的差别，也就不能准确知道使用价值的需求层次与可支配货币之间的相互关系。

市场容量，是一国经济或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因素。没有市场容量的商品生产，是不能实现最终交易的生产。所以没有市场容量的GDP指标也是未来才能完成交易平衡的经济增量。市场容量是经济发展的客观原动力；企业效率是经济发展的主观原动力。有市场容量，可以自然拉动企业投资和经济发展；没有市场容量，仅仅依靠企业效率来推动经济增量，就蕴藏着经济失调的巨大风险，其发展质量不高。

一个国家一旦出现两极分化，同时也会出现最广大市场容量萎缩，最终影响到的是富裕群体无法找到实业投资项目。于是，一齐涌向虚拟泡沫投资。

扩大市场容量有三种基本思路：

一是根据最广大消费群体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即使用价值水准的提升）及时增加他们的可支配货币收入。防止两极分化是其中的基本要求，让贫困人口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也是其中的基本要求。（中国在30年改革开放中出现过两次因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平均收入提高，而显著拉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第一次，改革开放前10年，第二次，农民享受免税和补贴的近10年。另外10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积极的财政投资。）

二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产品可以因商品使用价值水平显著提高而吸引更多消费群体，科技创新产品因最终成本很低也可以最终降低可支配货币的消费支出，从而达到市场容量扩容的目的。

三是一部分企业走出去开拓国外市场，可使国内市场容量腾出空间。

最后提示：市场容量问题是经济学家积极研究世界各国、人类各民族和一国贫富群体间如何均衡发展机会，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关键切入点。在发展时，资本的本性要求少数人为着一己财富扩张集中使用资金才能更快发展（这是私有制的理由）；但在消费领域则是反过来的，它必须要求人类均衡花钱消费，经济才能健康、持续发展（这是公有制的理由）。如何才能均衡发展机会呢？私有制的毛病是：你把发展机会给了他，他便认为所有财富都是他创造的，“我挣的钱我一人花”，你别想劫富济贫！他没想到把你开发房地产借贷的3亿元资金不给你，给我胡志平来开发－－胡志平也照样富裕起来了。在计划体制下公有制的毛病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有违资本天性，所以没有效率。

于是，我们提出了“资本效用所有权理论纲要”。（点击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91401.html）

                                  2008年1月17日

（引用请注明出处，未经允许不得翻印转载）

参考文献：

《把30年改革开放的权重问题说清楚》

《宏观经济的哲学辩证－－四论》

都来PK30年改革开放“主要成败”